詹伯慧：一世情缘予方言
新华网广州12月14日电（黄玫 王厚启 邓晓）早上9点半，暨南大学文学院的一间办公室里，詹伯慧又开始了一天的工作。通常，这间办公室的灯要亮到深夜一两点才会熄灭。每天沉浸在汉语方言学的世界里，为成千上万个四处飘零的汉语方言词汇书写专业的解释，这样一件听起来艰难而又枯燥的事情，詹伯慧却已经坚持了63年。
从教63年来，著作近40部，发表论文逾400篇，培养出中国汉语方言学界的骨干力量“詹家军”，研究成果辐射至日本、美国、新加坡、法国等地，詹伯慧是名副其实的语言学大家。如今，他还以首席专家身份负责主编约四百万字的，堪称我国历年来最大型的方言及方言学大词典——《汉语方言学大词典》，85岁的他还在续写与汉语方言一辈子都解不开的情缘。
一个家庭说三种方言：结缘方言“似天注定”
詹伯慧也觉得，自己研究汉语方言，就像是上天注定的。
詹伯慧出生在潮州的一个大家庭，其父亲詹安泰是饶平县新丰镇人，讲饶平客家话；母亲柯娥仙则是一位讲纯正潮汕话的枫溪人。
1938年，日军入侵，战火纷飞，潮州城动荡不安。七岁的詹伯慧跟随家人搬迁回老家饶平县避难，一个潮汕话和客家话都有的“双语区”。七岁前，詹伯慧一直跟着母亲讲潮汕话，到了饶平以后，他的客家话也开始越来越流利，“双语生活”逐渐变得顺理成章。等定居广州，女儿出生后，他们父女交流则是粤语。
以地域大致划分的全国八大方言中，詹家就占了三个，“我在家充当我父母和女儿语言沟通的‘枢纽’，所以我对这三种语言‘手到擒来’。 ”詹伯慧笑言，丰富多彩的语言环境培养了他区分辨析各地方言的能力。
与此同时，结缘方言也让他具有浓厚的家园情怀和历史使命感。一直以来，詹伯慧呼吁社会要正确对待方言与共同语的关系，他也很关注各地方言在地域文化建设中的作用。
“方言独特的历史地位随着社会发展将继续显现，研究方言还和推广普通话两者并不相悖，我都将尽心尽力做好。”詹伯慧说。
投身专业显才干，颠沛流离护“灯芯”
1949年，詹伯慧参加高考，第一志愿填报的就是中山大学的语言学专业。9月份放榜时，詹伯慧挤到密密麻麻的人群中看榜，发现语言学专业第一名那一栏赫然写着他的名字。自此，詹伯慧成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专攻语言学的大学生，开始投身专业的汉语方言学研究。
毕业后，詹伯慧到武汉大学中文系担任语言学助教。在职期间，詹伯慧受邀到北京大学师从著名方言学家袁家骅进修“汉语方言学”。北京大学广阔的平台，给了詹伯慧研究汉语方言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我很庆幸自己去了北大，我们班上，来自五湖四海的学生都有，全国各地的方言都聚齐了，老师上课的时候，讲到哪里的方言，就会叫哪个地方的学生站起来给大家做示范。我在那里更加全面地认识了汉语方言。”詹伯慧说。
在袁家骅教授的带领下，詹伯慧参与起草了我国第一部较全面系统地介绍现代汉语方言的重要著作——《汉语方言概要》。他充分发挥自己熟谙粤方言和闽南方言的优势，完成了书中分量最重的两章：粤方言和闽南方言。时至今日，《汉语方言概要》依然是汉语方言学的开山力作。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正值壮年的詹伯慧被下放到农村进行体力劳动，当起了泥瓦匠。
“我觉得自己是幸运的，有的老师以为自己回不到大学教书了，就赶紧学了一门手艺，诸如剃头之类的，准备回去有一技之长谋生。那时候虽然环境艰苦，但是我始终觉得自己还有那么多书没读完，不能放弃。”坚守着这样的理念，只要劳动有休息间隙，詹伯慧就走街串巷，趁机收集民间的方言词汇，默默地守护汉语方言学的微弱“灯芯”。
80年初，詹伯慧利用多年积累的方言资料和实地调研素材，吸收全国各地方言普查的成果，参阅多本汉语方言相关的论著，撰写出《现代汉语方言》一书。该书简明扼要、深入浅出地介绍了现代汉语方言，成为《汉语方言概要》的重要补充版本。
只争朝夕：“85岁年纪向58岁的心态看齐”
“现在生活好了，物质上什么都不缺，我每天唯一感到最欠缺、最遗憾的，就是时间不够。我不奢求更多，只希望能够活到90岁，让我有足够的时间把手中大的项目完成。”詹伯慧说，如今，很多研究方言的学者都去世了，研究方言又很会讲方言的人，少之又少。
詹伯慧平生主导参与过许多重大语言学建设项目，这些项目耗时长，费工夫，往往需要好几年才能攻克完成。但是詹伯慧耐得住寂寞。
如今，他正以85岁高龄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汉语方言学大型辞书编纂的理论研究与数字化建设”等。每当有人问他：“您这么大年纪，何苦还坚持做这么多事？”他总是回答：“我还剩多少年，你还剩多少年？时不我待啊！”
他回忆着父辈们在八年抗战中颠沛流离的生活。那时，八年很长；而现在的八年，如白驹过隙，一晃而过。
他坚持着自己“活到老、学到老、干到老”的理念，本该安享晚年的他，仍旧坚持每天工作到凌晨一两点。“人的年龄不能自己定，但是心态可以自己定。我85岁向58岁的心态看齐。现在都在谈匠人精神，对于一个学者来说，像个工匠一样去干活，将自己的知识付诸实践，在我看来就是匠人精神。”詹伯慧说。
詹伯慧：“我们要少做语言警察，多做语言导游。”
新华网广州12月14日电（王厚启 邓晓 王雅铄）詹伯慧说：“我的教龄63年，车龄已经70年了。”这车，指的是一辆老旧的自行车。每天早上，他都会骑自行车上班，在古老的暨大校园中穿梭。
“这是我来暨大以后的第十四辆座驾。”詹伯慧拍拍坐垫笑着说。自行车从中学时期走进詹伯慧的生活开始，自此再也没有离开，陪伴他经历了人生许多重要的阶段。
上世纪50年代，他刚到武汉工作的时候，物资匮乏。每个周末，他都会带着一箱蜂窝煤，骑着自行车，给住在二十公里外的妻儿送去。那段时光，贫苦而令人难忘。后来生活条件改善了，詹伯慧也没有抛弃他的爱车。他说他最爱的三大运动就是爬楼梯、跑步和骑自行车。
詹伯慧日常生活离不开的，除了自行车，还有电脑和一个蓝色的背包。
每天来到办公室，坐定案前，他都会先打开电脑，然后有条不紊地从包里拿出来资料、放大镜、U盘和一个装着多种保健药的小药盒。
詹伯慧的电脑文件夹整理得有条不紊。因为眼睛老花得厉害，他看资料要依靠一把放大镜，缓慢地挨个搜索。“现在记东西都不用笔，材料都在我的U盘里，如果U盘丢了，我肯定是要哭的。”
从1998年到新加坡国立大学教学开始，詹老师就学会了使用电脑。不过十几年来，他也只用电脑做三件事：写稿、收发Email、看新闻。
詹伯慧虽然年纪大了，但是他的探索范围却紧扣着时代的步伐。
“我从网上看到一些网络用语，也会去留意。新的东西出来，即便理解不了，我们也不应该去抗拒。语言是发展的，语言适应了科技的进步，我们应该正确对待网络语言。”
他提及“粉丝”这个词，从语言学界的不承认，到慢慢地就变成了两个意思，“其中有一个意思是不能吃的。”他笑言。
“我们要少做语言警察，多做语言导游。”詹伯慧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