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部提供的数据表明，今年9月份，全国共报告狂犬病病例393例，较去年同期的287例上升了36.93％，其中死亡318人。狂犬病发病已经连续5个月成为我国报告死亡数最高的传染病病种。实际上，无论狂犬病导致的病死数量还是病死率，都高居37种法定报告传染病的首位，我国已成为狂犬病高发国家。

    这些数据非常令人震惊。常言道，狗是人类最忠实的朋友。但我们从触目惊心的事实中也不难发现，这朋友还有“敌人”的另一面。“城市养狗之忧”，前两天还上了央视《焦点访谈》。节目主要是披露北京市的狗患现状，同样也提供了一个数据:2004年仅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就为8万多市民接种了狂犬病疫苗，此后，每年以增加1万多人的速度递增，大多数人都是被狗咬伤以后来接种的。这无疑表明:北京市养狗的人在增加，被狗咬伤的人数也在增加。而狂犬病给城市居民生活带来的威胁，在全国都不乐观。看看卫生部的另一个数据:今年1—9月的累计报告发病数2254例，较去年同期的1738例相比上升了29.69％。

    城市里越来越多的人基于什么心态热衷养狗，这是一个需要社会学家解答的问题。但治理狗患，考验的是城市管理以及狗主人的社会公德意识。狗是一种动物，它的行为大多出于天性和本能。因而狗之种种为患，养狗的人难逃其咎；而养狗的人之所以失于“管理”，暴露的则是城市管理——主要是规范和约束机制的缺陷。于是我们看到的行为，往往离不开简单粗暴。今年4月和8月，云南牟定和山东济宁分别有3人、16人被狗咬伤以后，因狂犬病发作医治无效死亡；随后，这两个地方开展了大规模的打狗行动。尽管狂犬病一旦发生，在疫点周围2.5公里内灭狗是减少病毒传播的有效办法，但“灭绝”的做法无论如何都值得商榷。管理者更应当把工作做在前面。

    狂犬病给社会带来的危害已到了不容忽视的地步。我们看到，在狂犬病的威胁之外，因养狗人缺乏相应社会公德意识，引发生活中的不和谐音也比比皆是。公共场所遗留一地狗屎、夜半也吠个不停不说，很多宠物狗还因为主人的随意遗弃，成为极易带病的流浪狗，无法进行正常的防疫，对公众安全构成潜在的威胁。诸如此类，都呼唤社会规范机制、制约机制真正发挥作用。规范和制约的目的，在于使最大多数人能够生活在一个和谐、安全、幸福的环境中。(钱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