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广州12月6日电（陈晓璇）这个月，迎来15岁生日的希望工程将举行表彰大会——感谢一直以来的热心支持者。然而，记者采访了解到，15年来，很多捐助者只留下善款，而不愿留下姓名和地址，匿名行善蔚然成风。

    为了表示对他们的感谢，在即将颁发的“希望工程贡献奖”里，就有一群这样的“无名氏”。

    捐款少则百元多达万元

    走过15个年头，广东省希望工程迄今共募集善款3.58亿元，援建619所希望小学，使12.7万多名贫困儿童圆了读书梦。广州市青基会也筹集到4000多万元的善款，资助30多万学生上学。

    广州市青基会秘书长黄志勇介绍，从1996年至今，很多捐助人都是“无名氏”。他们不定期捐款，汇款邮局各不相同，捐款数额少则两三百元，也有两三千元，甚至数万元。一份份神秘的捐款单，常常从四面八方汇聚到青基会。而一些因填写捐助发票暴露自己姓名的捐助人，总是千叮万嘱不能公布他们的身份，对有意采访报道的媒体更是拒之门外。

    青基会曾试图通过媒体寻找这些“无名氏”，但最终还是放弃。“他们有保护自己隐私的权利。”青基会工作人员小庾告诉记者，曾经有一位捐助人被媒体“曝光”，但捐助人反而因“出名”而不高兴。

    感谢信要经过几番转交

    一位自称“莲姨”的捐助人，是一名保姆，坚持捐助希望工程11年，至今资助了16名学生，累计捐款达3万多元。“莲姨”的唯一知情人——青基会工作人员陈和贞说，“莲姨”将近60岁了，过着极其节俭的生活，大热天也不舍得花钱买水，每次到青基会都是用瓶子装水带在路上喝。难能可贵的是，她家里还有七口人，生活并不宽裕。

    “少吃一顿饭，少买一件衣服，就可以坚持下来。”前几年，“莲姨”每个月定期向青基会寄来300元左右，近几年，每每快到开学时，“莲姨”便亲自把储蓄了半年的6000多元送上门。青基会被她的义举感动了，提议找媒体把她立为“典型”，但她却举双手推辞：“为孩子们读书去打工，我愿意。”

    据了解，不少受助学生通过书信表达感恩之情，但由于“无名氏”们不肯留下自己的联系方式，所有的感谢信也都统统聚集到青基会，常常要经过几番转交才能送到捐助人手中。

    无名氏拉来更多无名氏

    自称姓凌的一对夫妇，从1998年开始，便用微薄的退休金资助十几名广西的贫困学生。前几年，他们得知自己资助的一名学生考上了中学，很想去看看那个孩子。

    可是，他们一细算，发现这样去一趟，光路费就已经够一个贫困学生一年的学费了。他们最终打消念头，把这笔钱捐出去，继续当孩子心目中的“神秘人”。

    他们还一直觉得，仅靠自己力量太微薄了，便时常“拉拢”身边亲朋好友也参与到资助行列，后来幸运地“拉”来了一对同为“无名氏”的华侨夫妇，一次性资助了60名贫困学生至小学毕业。

    自称“关生、关太”的一对夫妇，从2003年开始也加入“无名氏”善者行列，还发动了身边100多名“无名氏”一起捐助。据介绍，“关生、关太”每个月都会到青基会一次，询问受助孩子的情况，看有没有给他们写信，但始终保持神秘，没有表示与受助孩子见面的意愿。

    黄志勇告诉记者，近年来每年都有不少“无名氏”将善款捐至青基会。有企业家通过邮局汇款的，有父母在孩子过生日时带孩子前来捐钱的，有老人领了退休工资来捐助的……这些捐款的数额从几十元到数万元不等，落款有“朱学（助学）”、“鲜爱新（献爱心）”、“七旬老者”、“×先生/女士”等。

    他们把行善当成尽责任

    为什么有这么多秘而不宣的“无名氏”？黄志勇说，这种做法可以理解，他们用实际行动尽自己的责任，但不要求回报，同时有自我保护的意识和权利。匿名10年才被揭晓的仲明助学金创立者杨国强也说过，他一直希望安安静静地做他喜欢做的事情，不为人知，不显山露水……

    除秉承“做好事不留名”的传统外，许多“无名氏”更多是考虑到受助者的感受。一位经常捐款的机关干部认为，有些受助人承受着生活和心理上的巨大压力，捐助人的“曝光”可能会给他们增加更多不必要的压力。

    “社会需要这些纯粹利他主义的‘无名氏’！”中山大学社会学系主任王宁表示，“无名氏”行善是一种价值信仰的追求。有些人行善不是简单出于做好事的动机，而是在履行自己认可的社会责任，当他们觉得这是责任而不是份外的德行，便会自然地拒绝表扬。（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