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术是人类在劳动生产和对自然的斗争中孕育、产生出来的。

    早在数十万年前，我们的祖先就要利用粗糙的石刀、石凿、石锥、木棍为武器，甚至徒手与猛兽搏斗，逐步形成了拳打脚踢、闪展腾挪和使用器械的技能。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铜、铁兵器的出现，部落之间的斗争越来越激烈，武术也日臻完善。早在周代，《周礼·月令篇》已有“遵命讲武，以弓或角力练习”的记 载，《诗经·小雅》称“无拳则我勇”，至春秋战国时期，武术成为知识分子必修的课程，孔子本人善长技击，其弟子如子路等也是技击高手。“齐愍以技击，魏惠以武卒奋”，可见武术在当时已具有较高水平并在社会中相当普及。唐宋时期，武术迅速发展，并逐步走向成熟，建于北齐的河南嵩少林寺，广泛吸收北方地区特别是中原地区民间武术的精华，经过僧众相互切磋和整理，成为一大流派，影响深远。

    同样，武当山、峨眉山等道教、佛教名山也成为荟集民间武术的重要基地，中国武术呈现流派纷呈的局面。

    明嘉靖年间，倭寇侵扰东南沿海，戚继光、俞大猷在率兵搞战的同时，对武术进行了科学而系统整理，开成了《拳经》、《剑经》等武术专著。明末，郑成功将福建作为抗清根据地，各地抗清志士、武林高手云集麾下，促进了南北武术的交流，中国武术达到空前的繁荣。

    “吾国技击之学，发端于战国，昌明于唐宋，盛极于明清。”（清《拳经·拳法务要》）是中国武术发展的客观概括。

    岭南自古以来，自然条件优越，物产丰富，孕育了自己独特而灿烂的文化包括武术文化，武艺高强，智勇过人的名将辈出。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派屠睢率兵50万攻越（岭南），越人拥杰骏为首领，一夜间杀秦军数十万，并杀死屠睢，西汉元年，粤将梅睢、胡害、摇母武艺超卓，随刘邦破秦入关，被封为列侯。

    南朝时期高凉太守冯宝的夫人冼夫人，武艺高强，韬略过人，为安定南越，平息纷争，维护祖国的统一作出了重要贡献。

    隋朝麦铁杖，骁勇有膂力，战功显赫，官至柱国大将军。

    唐武则天长安二年开创武科取士，促进了民间习武的风气。广东也涌现众多武功高强的英雄豪杰。

    明万历年间武进士袁崇焕，率兵镇守山海关，大败努尔哈赤，被誉为岳飞式的英雄，后为奸相魏忠贤所害。此外，顺德朱可贞，是明崇祯元年武状元。揭阳林德镛、海阳黄仁勇、五华李威光、南海姚大宁分别在清康熙、嘉庆、乾隆年间考中状元。

    广东自古已有武术流传，至明代更有完整的拳械套路，据《小知录》记载：“使拳之家，曰赵家拳、南拳、西拳、温家钩挂拳、张飞神拳、霸王拳、猴拳、童子拜观音拳；又有眠张短打破法、九内红大下等破法、三十六拿法、三十六解法、七十二跌法、七十二解法。”但至清代，传统的拳种已逐渐式微，流行的主要拳种为洪、得、蔡、李、莫拳及晚清出现的蔡李佛拳、咏春拳。

    清顺治18年，郑成功创立金台山明远堂，与文臣武将结为异性兄弟，意在反清复明，并派盟弟部将蔡德英（一说蔡德宗）、方大成、马超兴、胡德帝、李式开及军师陈近南潜入清占区发展组织。陈近南在西北拥戴顾炎武、蔡德英等则潜至福建少林寺，落发为僧，练技结众，后被寺僧马福仪（又传马宁儿）出卖，清将陈文耀、张近秋率兵火烧少林寺，仅共德英5人杀出重围，投奔福建长林寺（一说广东惠州宝珠寺）。后来，蔡德英等5人又与万云龙（达宗）在高溪庙创立天地会。据天地会“会薄”（广西《贵县修志局本》）载：“后来五人（指蔡德英）走至长林寺借宿，僧长万云龙盘问五人情由。五人告诉前情。后来拜万云龙为大哥，在高溪起义。”

    蔡德英等5僧被后人称为“南拳五祖”。

    据考证，天地会发源地高溪庙位于福建漳浦县，后来发展到广东潮汕、石湾、广西，继而发展到云南、贵州、四川、江西、湖南、上海、江苏、浙江等地。

    天地会在广东的发展、反清志士的南下，对广东武术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外来拳种结合广东的地理气候条件和居民的性格体质，经过多年的演变，从而形成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多种不同风格的拳械套路。

    佛山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古镇。早在5000年前的新石器时期，佛山已生息着一个人口相当密集的聚落，当时，佛山的先民已经拥有较好制陶、纺织技术。东汉时期，出现了先进的耕作技术，成为鱼米之乡。唐宋时期，佛山成为工商业城镇，至明清时期更成为中国四大名镇和中国“四大聚”。

    佛山镇历史上经济繁荣，要民生活富庶，但地幅狭小，地势平坦，天然防御条件差，且地处广州西南部交通要道，为兵家必争之地，必经之路。居民为求自保，很早就形成习武强身、自卫的传统。

    明正统十四年（1449年），黄萧养起兵围攻广州，同时分兵攻进佛山，一路势如破竹。佛山乡绅梁广等22人，仅以一天的时间，匆匆组织乡勇抗敌。在“无甲兵之援、险塞之限”的情况下，坚守半月，杀敌数千人，直至黄萧养兵败。据《佛山忠义乡志》记载，在这场战事中，佛山乡民中能征善战、勇略过人者不在少数。梁敬亲“与诸义士树栅拒之，谋定而后战，扼吭捣虚所向必克”。年仅18岁的梁颛率乡中义士，悉力备御。及战，持丈二红刃刺贼先锋，大呼陷阵，众纵之，贼遂溃。书生冼光“开栅门出战，斩其伪千总彭文俊，贼气夺，自是每战必捷”。战后，冼光不受官爵，“所居东林……，筑场圃其中，耕读之暇，集乡人校射为娱乐。”

    《世济忠义记》在谈到这场战争胜利的因素时说“无甲兵之援，险塞之限，徒以忠义之所激发，能使阡陌耜之辈，奋而成为精兵，而大敌破者，非此也耶！”实际上，在恶劣的条件下取得战争的胜利，“忠义”或士气仅是一个方面，“阡陌耒耜之辈”“成为精兵”，离不开长期的技击训练，离不开武术的繁荣和普及。可以肯定，当时，佛山已是名副其实的武术之乡。

    明末清初，佛山独特的经济和军事上的地位和民间尚武的风气引起各地反清志士的重现，纷纷潜入佛山发展反清秘密组织。在石湾出现的“五顺堂”是珠江三角洲地区最早出现天地会（洪门会）组织。佛山出成为天地会的重要根据地之一，并在咸丰四年（1854年）爆发了陈开领导的广东天地会起义。雍正年间，京剧名伶张五（摊手五）来到佛山，在戏班中教授武功，灌输反清复明思想，后来，粤剧名伶李文茂率粤剧艺人加入陈开起义的行列，创立了大成国。咸丰元年，蔡李佛创始人张炎在佛山创办鸿胜馆，其宗旨也在于反清复明。至清末民初，佛山名震内外的名家辈出，习武者数以万计，已成为我国南派武术的中心。

    鸦片战争以后，佛山手工业受到洋货的冲击，铁钉、铁丝、土布、制陶工场纷纷倒闭，而另一方面，河道码头淤浅，交通条件日趋恶化，使佛山的工商业大量向交通条件大为改善的广州转移，凡此种种，导致佛山工人大量失业，社会动荡不安，人口从道光十年（1830）的60万，到民国10年（1921年）减至30万。资本家为了继续获得高额利润，常常借助黑社会组织及所控制的武馆欺压工人。广大工人为了不受欺压，也纷纷加入进步武馆，学武防身，并组成工会，与资本家进行斗争。至20年代，佛山武术达到空前繁荣。 （邓光民）